从立法方面看，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生态治理机构组织法来理清和界定生态治理体系中各治理主体的关系，明确国家生态治理机构设置、职能权限、职责分工、利益分配等事项。
另外每年还收财产税，都按累进税率来征收。如果不是政府垄断土地的行为，我们要开发商做什么？无论买小块还是大块土地，直接找建筑商就行了。
举个例子，东京某繁华街道的一段，某人有一块不到30平米大小的土地，而这块地紧贴街面的一座大楼，土地主人就请了英国著名设计师设计了一座小型建筑，用作珠宝交易，竟然成了街道的一个亮点。而有些消费容易带来攀比效应，比如住房，只要国家经济有潜力，这部分消费就有可能被释放，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政府不要害怕房价降下来，不要害怕银行受冲击，让开发商倒闭就行了。收上来的税可以作为基金，用于补助农民等。所以我提出改变住房形态，如果像欧美像日本东京那样，城市里建造大量的独栋别墅，构成低密度住宅区，邻里关系就会很好，互助程度会明显大于高人口密度的多层和高层住宅。
汽车有攀比效应，农民买的越来越多。政府应允许把土地切成小块零卖，200平、200平的卖，你有钱和建筑商签合同，没钱再加个银行，把开发商晒到一边，没开发商什么事情。针对国有企业长期弱势的情况，中国政府的初步解决方案是实行混合所有制，即国有企业向私人股东出售少量股权。
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过后，工业国有企业的平均回报率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私营企业的回报率则持续上升。因为大城市才会使用更多的资本，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截止到2010年，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政府按比例缩减了三分之一的银行贷款，但是由于缺少管控，影子银行业兴起，又填补了这部分空白。2000年到2010年间，给予沿海省市的财政预算从26%缩减至21%，给予西部的预算从26%升至41%。
而且中国政府支出中，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非常低，只有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一半。最好的方法是使国有企业退出某些行业，让私人股东来影响国有企业经理人的选择。
如果城镇化、企业改革以及区域发展的策略更加完善，中国可以在几年内维持7%的增长率，实现居民支出、公共部门消费以及有针对性投资之间的平衡。对于那些认为增强私营企业活力就会解决所有问题的人来说，这可能有些匪夷所思。一是进行体制改革，虽然会在短期内造成增长率急剧下降，但会在未来十年将增长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一般说是6%）。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大大受限。
债务比率是1997年和2008年经济危机前夕的韩国和美国的两倍多。这种观点也许太过消极。但是自那以后，改革和增长的矛盾就不复存在了。如果是高附加值的服务，生产力和工资的增长是毋庸置疑的。
这样的消费刺激可以促使国民消费或GDP比率提高2-3个百分点，更容易保障可持续增长所必需的消费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中国非金融类公司债务达到GDP的96%，略微超过亚洲各国公司债务的中位数。
中国财政体系的基本问题是将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限制在45%左右，即使过去15年来，地方政府的强制支出已经从65%增至85%。二是更有效的财政体系能够促进直接预算支出，减少信贷诱导性投资，有利于促进整体需求的增长。
一般认为可持续增长需要抑制投资，刺激个人消费。二是放弃改革，以未来几年低于5%的增长率为代价实现目前的短期增长。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会使城市人口更加稠密，城市规模更加庞大。财政改革至关重要的原因有两点。悲观主义者认为一场经济危机或经济崩溃正在加速酝酿中，采取信贷紧缩政策刻不容缓。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增长不能依靠家庭消费的快速增长。
更大的担忧来自于公司债务，这是信贷激增的主要推动因素。总之，信贷的蓬勃发展使得中国的总债务超过了GDP的230%。
对于沿海城市来说，这个数字为3，属于正常范围。文章认为，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症结在于两方面：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率。
财政改革方案将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并增设新的资源税和房产税以弥补地区预算不足。相反，持续快速增长应当以刺激公共部门的需求为目标，通过减少国有企业对外债的依赖，增强国有预算支出的作用来实现。
若想刺激生产力的增长，要鼓励国内外私人企业在这些领域发挥更大作用。这一差异的来源是2009年的刺激政策，该政策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实施，使国企产能过剩。但是鉴于中国经济体系目前的性质，金融自由化远不如改变经济主体的财政改革来得有效率。虽然这些项目确实缓解了区域间的不平等状况，但如今这仅仅是地方政府用来吹捧自己功绩的低回报投资，这一趋势因2009年的刺激政策而愈加显现。
如此高的信贷比率确实令人担忧，但是这并不预示着经济危机山雨欲来张维迎：数学也是一种工具，用好了就恰当，用不好了就不恰当，所以我反对用说因为数学上没法处理就不去研究它，甚至认为它不重要。
博弈论是一种工具，用好了就恰当 市场的真正力量就是让人人创造价值变成一个纳什均衡。所以尽管博弈论的方法发展较晚，但是博弈论的实践有人类以来就存在。
真正强大的政府是法治的政府，有限的政府，而不是无限的。财知道：这个怎么去突破它呢？ 张维迎：在变革当中，需要新观念。
而且实际上市场本身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如果产权界定得清楚了，如果法治很完善了，大家可以看到长期博弈，所以在西方有一句谚语，诚实是最好的商业政策。这个文章的一个摘要，去年在微信圈传播，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不是脱离现实的。博弈论并没有把我们带向了一个更脱离现实的世界 为什么国有企业内部勾心斗角这么厉害？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用博弈论的方法就可以讲得非常清楚。从1994年开始，我在北大、南开、人大、复旦等学校做演讲介绍博弈论。
我刚才说博弈论就是一个方法，但是我个人认为真正透彻地理解了这个方法，你才会认识到市场真正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它后来在与法国打仗当中，变成欧洲霸主，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财知道：我们刚才讲的是博弈论带给我们的一些启发性的意义，一些好处，但博弈论也有一些争议。再比如说，现在应试教育就是坏的纳什均衡，你不应试教育你的孩子考不上，以后就没前途了，所以大家都比赛，有时候有些学校推广什么素质教育，家长不干。
越来越关注短期利益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纳什均衡是个坏的纳什均衡。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包括纳什这样的，创造的理论就是应该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个社会，看清我们这个社会有什么毛病，我们需要修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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